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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的不仅是现实世界的全球经贸秩序，更意味着支撑这种机制的信仰体系也随之瓦解。简而言之，战后七十年间被大多数国家所信奉的自由贸易原则，如今被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抛弃。
对此巨变，有两个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自由贸易原则为什么会被美国抛弃？其次，对等贸易原则将如何重塑世界格局？
从精神层面来看，自由贸易作为经济学家、西方政府的信仰，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自由贸易原则相信各国所擅长的事情、各自拥有的资源优势是不同的，专业化分工会驱使各国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最最快的速度改进。在一个关税近乎为零的理想自由贸易世界中，每个国家都一致地执行零扭曲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任何国家的任何企业都将根据最优商业实践来选择最佳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拥有最大技术优势、最优质量或者最低成本的产品。如此，每家企业都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与自己的相对优势相适配的最大份额，而且，每家企业的产出也将是组合了最佳部件与流程的最佳产品，并且得以以最快的速度改进。自由贸易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将迫使成本降至最低，价值创造达到最大化，从而自然而然地塑造出最快的经济进步。
按照这一原则推论，一个国家不应该通过各种关税与非关税手段保护自己境内的某个行业或企业。因为这种保护意味着对本国境内其他行业和其他企业的伤害，不允许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佳合作伙伴，从而最终伤害了本国经济，以及本国消费者。
在实践中，跨国企业在这一原则下得到了最大的推动力。在跨国企业内部，对分布在各国、各个行业和企业内部的优势产品的选择与合并，拥有最小的组织成本与交易成本，从而使它们拥有相对于各个本地企业更大的竞争优势。各国政府理论上应该欢迎这样的跨国企业的发展。
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却往往会对境内的行业与企业实施保护。它们近乎直觉地感知到，面对国外的强势行业，如果不对本国的弱势行业进行保护，本国利益将会受损。结果是，历史上的自由贸易原则的实施，往往需要一个国家承担起自由贸易大家长的角色，它是低关税的，而周围各国实施程度不等的保护主义措施。
在一战之前，这个角色由大英帝国担当。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转向自由贸易原则。那时，西方各国的工业革命刚刚展开。在此后的一百年间，英国对全球各国的关税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同时默许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
以美国为例，建国之初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制造业实力孱弱，1816年至1828年，关税水平从25%-35%提升至45%左右，1830年至1860年有所降低，但内战之后大幅调高，直到一战，关税总体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到1913年制成品关税高达44%（同期英国为零）。这个阶段恰好也是美国工业化与国力突飞猛进的时期，“钱多得花不完”，以至于降低关税的理由居然是过高的财政盈余可能损害金融流动性。1913年所得税开始征收，美国关税走上下行道路，此时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化国家。
背后的原因在于，面对先发国家，后发国家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往往也就是朝阳产业——往往具有技术与效率劣势，而具有成本优势，假设可以依靠保护主义措施抵消先发国家的技术优势，而依靠成本优势让产业逐渐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将逐步缩减与先发国家的技术落差，并最终发展起来。相反，如果没有保护，后发国家很难让朝阳行业顺利发展。
换言之，所谓的资源优势、分工优势与比较优势，都不是固有的，在很大程度上各国比较优势取决于学习速度、技术传播速度与本地市场规模等时变参数。某个行业发展之初，你可能没有优势，但随着技术转移与市场培育，你可能就具有了优势。比较优势是学习的结果，而不是必须被接受的固定假设。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固收经济学比较经济优势的学说就不是最优解。事实上，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等后发国家（相对于英国而言），都利用了保护主义机制，抵消了英国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优势，得以从幼稚状态逐渐发展到具有全球竞争力。
二战之后，美国接手了英国曾经承担的角色。二战后的美国产业具有对别国的压倒性优势，美国对欧洲、日本采取了扶持性政策，将本国关税率水平从45%的高位迅速降低到10%以下，并持续降低，向西方各国（以及后来的其他国家）开放本国市场，而默许其他国家保留较高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直到最近，美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不到西方各国的一半，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战后，与美国相比较，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的关税保护与非关税保护，实际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自由贸易原则所倡导的方向并不吻合。二战之后所建立的多边贸易体系，如WTO，驱使全球平均关税水平不断降低，但其他国家与美国的保护主义落差一直存在。多边体系的运行，事实上是建立在美国与别国关税长期不对等、美国持续积累贸易逆差的基础上。大家默认美国将永远承担这样的角色，从而维持自由贸易原则的运行。
就这一点看，其实整个自由贸易的原则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具有某种讽刺意味：它的核心恰好是允许非自由贸易政策在各国普遍实践，而以美国的不自由为前提。
那么，时至今日，美国为何突然对这一体系说不？这一变化其实并非没有征兆。十年前开始出现的对WTO、全球化以及跨国公司的抗议，已经预示了这一转变。彼时，街头上的白人工人没有明确的理论支持，但却预示了美国对自身所受伤害的感知。不论经济学家如何论证自由贸易的完美无缺，美国铁锈带的阴冷景象却一直在顽强地对此说不。
从美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美国不断发明新的行业，同时，在众多成熟行业中不断丧师失地。从纺织、电视、机械到汽车、电子等行业，这一败退历程不断重复。美国之所以还能维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仅仅是因为它不断创造出新的新兴行业。这些新行业具有极高的增长速度，而美国以先行者优势独占鳌头。互联网、生物科技、半导体、AI等是近年来的例子。
在成熟行业中，美国为何会输掉竞争？首先，在成熟行业中，技术具有相当大的可转移性。无论通过合法还是不合法手段，美国公司所掌握的技术不断转移给其他国家，逐渐丧失技术优势。其次，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后发国家对美国企业拥有巨大的、无可置疑的成本优势，尤其是在人力成本为主要构成的制成品行业中。第三，在上述自由贸易体系下，其他国家相对于美国拥有保护主义优势。第四，美元高估地位导致美国的成本劣势难以通过汇率调整的方式挽回。第五，美国国内官僚主义监管、工会势力、环保要求等制度因素也起到一定作用。
其后果，是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不断流失，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持续降低，美国资本形成低于理想水平，形成持续的贸易逆差。在金融层面，贸易逆差造成的境外美元储蓄，回流美国购买美国国债，而不论是美国居民还是美国政府都进行了过度负债，以提供高于收入水平的消费能力。作为这一体系运行的结果，美国贸易逆差占全球所有逆差国之和的59%，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高达120%。
当然，如果情况仅止于此，美国放弃这一体系的理由其实并不充分。美元的高估、别国产品价廉物美让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福利的提升，巨大的贸易逆差只需要以美元支付即可，而外国竞争对手积累的美元回流美国，购买美国国债，于美国并无损失。换言之，以就业为代价，美国消费者与美国政府都有所得。
美国新一届政府关于使用对等关税重构全球经贸秩序的设想，实际上已经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民意支持。不过，出台方案的细节仍令人意外。这一方案的核心是根据各国在双边贸易中形成的不同逆差率来征收不同关税率，即关税率与贸易逆差率挂钩。
这一政策的出台依据看似薄弱。它并未按照所宣称的，根据各国的关税保护与非关税保护程度来制定对等关税率，而是简单粗暴地按照贸易逆差占该国出口的比例来制定关税率。
但深入思考，这一原则其实有其深度，可以简单地称之为对等贸易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过剩产能并持续产生贸易顺差，它将被自动分配更高的关税水平。这样一来，该国在出口市场上的优势将被部分抵消，从而降低顺差幅度。如果这一原则得到完美实施，它将具有一种自动平衡机制，迫使每个国家的产能与其消费能力对齐，逆差国提升其投资与生产能力、顺差国提升其消费支出与产能出清，从而不会系统性地、持续地产生巨额贸易失衡，也不会让权利赤字国家拥有比较优势。
在行业层面，企业所能获得的全球市场份额不再仅仅取决于其相对优势，而是取决于相对优势与关税落差的总和。这种机制为本地行业和企业提供了一个保护垫。
自由贸易原则有一个最大的经济优势，即跨国公司在每个环节寻找最具竞争力的合作者，从而快速提升生产迂回程度和专业化分工水平。在对等贸易原则下，这一点是否将受到损害？
在对等贸易体系下，国内市场并非分配给成本最低的国内外企业，而是分配给在关税落差保护后综合成本最低的国内外企业。假设达到某个时点的均衡之后，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提升最快的企业将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从而驱使这些企业追求最快是技术进步与成本节省。从这个角度看，很难说这会导致技术进步速度和成本降低速度的恶化。
从宏观角度来看，通过降低劳动者权益获得的成本优势难以自动转化为出口份额。这可能导致该国过剩产能面临更大的出清压力，并提升劳动者收入在GDP分配中的比例。
如果新原则确立，我们的确可以说，旧的全球化模式终结。本地企业与本地行业将因为保护得到更大的优势，global已死，glocal将升。
这一变化对于美国来说可能是合意的。一方面，在旧有的自由贸易体系之下，市场份额按照权利缺口与过剩产能来被配置。在新的体系里，这一点得到很大程度的纠正。
另一方面，也许是更加重要的，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具有安全秩序问题的世界，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建立了互信的朋友。现代战争的获胜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而不是消费能力。过去的体系里，压低权力、堆积过剩产能的国家正好拥有最大的战争优势。这并不符合美国地缘安全利益。美国制造业目前排名世界第二，但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与东大相比可谓强而不大。随着保护主义措施实施与各国本地化程度的提升，一些对国防至关重要的中低技术制造业将在美国或者对美友好的国家得到更大的发展，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的全球地缘安全秩序地位也会得到改善。这样，全球经贸秩序将与全球安全秩序更加紧密地嵌合。
关税新政策对美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美国国内而言，将在短期内一次性地提升物价水平。如果美元同时贬值，物价上升幅度将会更大。不过，石油价格、鸡蛋价格、房屋租赁价格等价格的下滑将对冲部分的关税价格冲击。由于美国经济具有非常强烈的内向色彩，PCE中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在1%以下，关税新政其实很难真正造成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
第二，在关税新政的冲击下，美国短期内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在美国企业界与全球企业界消化完这一新的游戏规则之后，叠加特朗普政府正在推动的削减政府规模、去官僚主义监管、开放石化能源、逆转气候环保政策、推动AI革命、反DEI政治正确等综合举措，有较大的概率将会促成美国国内投资的增长。投资增长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可能会持续几个季度到几年的时间。即使如此，由此带来的扩张效应及其预期，很有可能足以对冲关税增加带来的短期需求萎缩，美国将要面临的经济减速将变得温和。
第三，关税本质上是一种消费税，是全体居民都在缴纳的一种税，对低收入阶层负担尤其重。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不一定会推动对富裕阶层和资本所得的减税。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保守派一直诟病，现代西方政治体系中选民人数多于纳税人人数，是共和宪制削弱、福利主义与XX主义盛行的根源。当更多的人成为纳税人，他们要求政府更加高效、可追责的动力将会增加，从长期来看不一定是坏事。
从国际层面来说，美国关税战面对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欧盟为核心的西方国家；第二类是加拿大、墨西哥；第三类是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台湾等亚洲国家（地区） ；第四类是其他国家；第五类是东大。其中，除了东大外，欧盟、加墨、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是对美顺差大户。
加墨合计对美国逆差占比28%左右，仅次于东大；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美国贸易逆差中占比25%左右；越南、台湾、韩国、日本4者合计对美国逆差占比39%左右。在美国试图建立的新贸易体系中，这三类国家（地区）都将面临与美国的艰苦谈判，其结果大概率最终将不得不接受关税率的提升，但最终的关税率应该会较大幅度低于当下公布水平。东大对此则已经表明了反击立场，最终的关税率将会上升到很高水平，中美两国脱钩将进一步加速与彻底化。
美国进口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大约18%，但逆差占全球份额大约59%（其后是英国的6.7%与印度的3.9%），这是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特殊之处。2024年，全球各国税率简单平均值大约8.8%，在美国新政策出台之后，可能会出现美国进口税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奇观。美国之外的国家当然可以试图建立互惠贸易圈，彼此降低各自关税，但由于作为一个整体它们产生贸易顺差，它们仍将面临争夺对美贸易顺差的难题。对美贸易顺差大、被征收更高关税的国家（A），具有动力出口绕道对美贸易顺差小、被征收更低关税率的国家（B），迫使后者对前者提升关税率。如此，B类国很难达成与A类国统一相互关税率的协议，互惠贸易圈成功运行的难度也将加大。如此，全球各国很难统一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不仅关税水平普遍上升，且各国关税率难以均等化。
关税战会让上世纪大萧条重演吗？概率很低。上世纪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并非关税战，而是银行体系的崩溃，随后的复苏也是在高关税环境中发生。但这不代表各国不会经历痛苦的冲击。短期内，美国国内的供应能力难以快速上升，对进口商品的需求不会大变，而各出口国面临普遍的关税提升，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受到的冲击将低于表面印象，市场份额相对得失则取决于从谈判中取得的关税让步。一些东大转道出口的国家（如越南、墨西哥等）受到的影响更大一些，一些高出口价值行业（如汽车）需要进行的调整会更大一些。
这样一个关税率与逆差率挂钩的贸易世界，各国本土企业将得到一个保护垫，相比较于外国企业增加了竞争优势，各国的产业丰富程度提升、规模效益下降，赢者通吃现象减轻，过剩产能出清速度加快，债务增速放缓。相应地，各国对本国经济进行管理、税收机制、财政管理机制都可能面临变化的压力。
自由贸易的全球化时代（global）结束了，差别贸易的割据化时代（glocal）来临了。所有的经济模式、商业模式、地缘安全模式都将因此受到巨大影响。系好安全带，迎接颠簸之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