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历史抉择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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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时间节点，如同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承载着中华民族在那段烽火岁月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铭刻着无数先烈为民族独立和尊严抛洒的热血与生命。回溯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仅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深情回望，更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力量，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砥砺前行。
在中国抗日战争十四年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挥了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除了军事上的严峻挑战外，还面临着物资匮乏、经济封锁、民生凋敝等多重经济困境。没有消极应对和被动处理，而是展现出主动抗争和积极实践的勇敢姿态与卓越智慧，不仅成功转危为机，保障了抗战军需和民生供给，还夯实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深厚基础。深入剖析抗战时期中国应对经济困境的主动抉择与实践路径，将为当前积极应对复杂经济挑战、增强历史主动、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提供重要的历史镜鉴。
抗日战争的爆发既阻断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也加剧了抗战军民对民生问题的诉求，需要面对日本侵略、制造“摩擦”、自然灾害等多重因素生成的经济困境。
(一）侵华战争和经济掠夺致使经济环境恶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致使中国大量国土沦陷，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资源损毁严重，陷于停业停产，财政税收急剧减少，本就落后的中国经济体系几乎遭受毁灭性打击。日本还实施“以战养战”的策略，将中国纳入日本经济殖民体系，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广设银行，发行伪钞、印发军用票，利用法币抢购战略物资，垄断工矿、交通等行业，破坏中国经济安全和经济秩序，企图操控中国经济命脉。这既是战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亦是面临的经济环境，尤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灭绝人性的“清剿”和“扫荡”，敌后生产能力受到重创，陷入生死存亡的经济险境。
（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经济困境加剧。在苏区时期虽然局部执政，但经济体量小且受到的多次“围剿”。抗战爆发后，顽固派消极抗日，尤其在战略相持阶段，受日本政治诱降的影响，对实施严密的封锁，抗日根据地缺衣少食成为常态。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政府不仅停发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拨款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更是禁止棉、铁等必需物资流入根据地，阻截和停止汇兑援助捐款，企图困死、饿死广大军民。抗战消耗和生存成本激增，经济陷于枯竭，“困难真是大极了”。
（三）贫困落后和自然灾害致使经济发展滞后。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多处于贫困落后之地，农业产量低下，工业基础空白，财政储备严重不足。随着留守兵团和知识分子等非生产人员不断增长，根据地物资和人口膨胀出现供给严重失衡，依靠农业税收的单一经济模式难以支撑日渐庞大的抗战和治理支出。同时整个抗战期间，中国自然灾害严重，旱灾、虫灾、水灾、地震等灾害以巨大的破坏力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农村经济严重下滑。各个根据地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既要应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又要紧急处理难民、防疫等灾后工作，所以财政支出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选集》第三卷指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财政和经济问题是重中之重。多重因素叠加的经济困境催生出主动抉择的动力，积极研判战争规律，科学分析战时经济状况，构建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展现出高度的战略主动。
（一）树立经济发展新理念。面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和严酷生存考验，预判性地提出自力更生的发展思路，“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年谱（1893—1949）（修订本）》）。之后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正式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要求全党进行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这一新理念的提出，既是破解经济封锁，克服经济弱势、坚持长期抗战的被迫之举，亦是将经济发展视为军事抗争和政治博弈的先决条件，体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创造的深刻思想转变，由此将生存目标转变为经济发展理念。
逐步认识到，经济问题并非单纯地解决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而是直接关系敌后生存发展、坚持持久抗战、赢得人民支持的根本性战略问题，因此必须建立和发展长期的、持续的生产能力。1942年12月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要求全党摒弃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解决经济困难的错误思想，批判只顾政府和军队需要、不管民众困苦或“仁政”的错误作风，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各根据地将经济建设与巩固政权、民众动员相结合，坚持生产、财政、金融、贸易并重，切实加大生产力度，确保财政供给的自给自足，彻底破解经济封锁压力，提升自身的生存力、发展力和持续力，由此从战略高度将生存困境转化为发展契机。
（二）构建战时经济新秩序。中国抗日战争是全民族、各阶级的战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经济建设，既能满足战时需要，又能减轻民众负担，因此积极构建能够激活所有抗日元素的经济新秩序。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提出“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进行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资源的有机整合，将其转化为抗战动力源和生产力，成为战时经济新秩序的指导思想。
根据“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的财政经济政策，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重新调整土地政策，改变旧有土地关系和阶级结构，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发展成为抗战的主体力量和社会基础，并吸纳地主加入抗战队伍。还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贯彻到战时经济新秩序，以阶级利益的适当妥协换取经济形势的好转。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并积极与之开展贸易合作。还先后提出“统一累进税”“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等政策，以处理与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经济发展的系统观念，详细分析民主革命与人民、军队和国家工业化的关系，深刻阐述农业、工业、财政、贸易统筹协同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是各因素、各环节良性互动的结果，只有发展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才是破解经济被动局面的正确路径。
《选集》第二卷指出，“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在主动应对经济困境的具体实践中，一方面通过独立自主的开源节流，主动打破日伪军和的经济封锁与压制；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缓和经济弱势和生存压力，亦为摆脱经济困境创造有利条件。
（一）开源节流的自救实践。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下，积极开展开源节流实践。这不仅保障了生存发展，休养了民力，拓宽了经济来源，还积累了经济斗争和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
军民协同的生产自救。为解决生产劳动力短缺问题，八路军的留守军团发起以“发展农业是我们生产运动的中心一环”的大生产运动，之后党政军各机关、学校、群众团体、保安部队加入其中，根据地民众也通过变工队、扎工队等互助合作方式积极参与生产，并带动畜牧业、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工业的综合发展，由此因战争造成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短缺与分散，又得以重新聚集整合。在生产自给的基础上，将经济重心逐步转变为工商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实践。“抗战前，延安只有店铺123家，1943年即发展到473家”“在全部433个合作社中有233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工业、商业的相互支撑和共同发展，激活了生产要素的活力，各大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生产运动使得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为抗战胜利积蓄了物质力量，同时还锤炼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劳动观念，根据地政权建设更加巩固。对于长期立足于西北经济薄弱地区的而言，能因地制宜地变消费群体为生产大军，将生存危机转化为生产力革命，印证了经济主动实践的创新性和有效性。
精兵简政的厉行节约。针对抗日根据地财政入不敷出、供需严重失衡的局面，采纳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精兵简政的建议，陕甘宁边区先后发布《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要求精简机构，压缩行政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厉行节约。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中央指示要求，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工作。被誉为“精兵简政模范”的晋冀鲁豫边区整编全分区编外人员，半年“预计可节省粮食10万斤，经费289700余元”。精兵简政的做法有效克服了物资匮乏和经济弱势的难题，以艰苦奋斗精神化解经济危机，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确保有限的资源更集中于生产领域和战斗前线，在增强军队战斗力的同时，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也稳步提升。
红色金融的经济突围。为日伪经济掠夺、破坏经济安全的行径，力图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各大抗日根据地相继成立银行，并发行地方货币，如用“边币”“冀南币”“北海币”等逐步挤压法币和各类杂钞的流通空间，以成为根据地的法定货币。根据地还将货币发行与食盐、粮食等军民生产和战略物资供应相结合，确定物资本位的货币体系，既能切断和化解外部通货膨胀输入，有效避免敌伪套取物资，又能调控物资供求，稳定市场物价，确保根据地货币的信用。根据地银行还积极办理生产贷款，提供生产建设资金，扶植生产合作社，如陕甘宁边区银行1941年生产建设放款10896752元，1942年生产建设放款15075400元，促使货币赋能生产，带动经济良性运行，解决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这样，就用红色金融打破了日伪的经济壁垒。
（二）争取国际社会的外援实践。《选集》第一卷指出，国际援助“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秉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对外方针，将国际支持和援助视为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直依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根据抗战形势的需求，主动、不定期地向苏联和共产国际陈述抗战困难，提出经济援助请求。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即使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仍然积极与苏联方面交涉。从1931年到1937年，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共计161.39万美元、210.5万卢布、10.2452万墨西哥元、30.75万法郎、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和1000两白银”。有学者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2年总计获得苏联和共产国际至少131.3123万美元的资助。这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日根据地的实际经济困难，并帮助挺过了一些艰难处境或重大关头。
争取海外侨胞及侨居地的经济援助。海外侨胞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援助力量。经费不济、物资匮乏的困境，使得海外华侨感同身受，愿意解囊相助。在积极宣传和争取下，海外侨胞通过香港“保卫中国同盟”等间接渠道，不仅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援助，还发动侨居地民众热心援华。仅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从1942年起逐年“接收到的赠款的数额为：75400美元；54000余美元；1200余美元、470余万元中国法币；50余万美元、1.6亿余元中国法币”。还鼓励华侨到根据地兴办实业，支持和发展工商业建设，用以提供经济援助。振华造纸厂、光华制药厂、桥儿沟化工厂等相继建立，特别是菲律宾华侨工人集资100万元创办的华侨毛织厂，直接带动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对缓解根据地物资艰难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困境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难的缩影，通过主动抉择与积极实践，不仅破解了经济困境，有力支撑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更锻造了在困境中谋发展、转危为机的胆识和智慧，将这段苦难记忆淬炼为苦难辉煌。当今时代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在《习经济文选》第一卷中指出“其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必须把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挑战，确保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一）理念创新锚定主动方向。理念创新是主动实践的先导，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格局和成效。因此应从时代发展大势和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通过理念革新引领发展方向，拓宽经济主动的战略视野，以敢斗敢闯的创新锐气和前瞻性战略主动，强化主动实践逻辑，凝聚经济发展共识，打开全新发展空间。
（二）坚持自立自强发展经济。自立自强是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应在立足长远的主动谋划上掌握经济发展自主权，突破技术“卡脖子”等困境，夯实生产资料和战略能源的经济自给能力，才能在各种风险挑战中站稳脚跟。与此同时，自立自强并不排斥开放合作，应在国际交流合作中保持战略清醒，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三)依靠人民把握发展主动权。把握发展主动，本质是解决好民生问题，因此应以人民切实需求为问题导向，主动对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依靠人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确保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韧性，并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这才能凝聚起攻坚克难的主动力量，夯实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顺利推进。
[作者孙伟为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燕红为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口述历史中的井冈山时期形象研究”（24DJ08）；江西省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创新工程资助项目“抗日战争时期把握历史主动的伟大实践研究”（24ZXQM30）。]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